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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者说:“文革”宣传画是如何炮制的
作者:百利宫    发布时间:2020-08-03 01:11    点击次数:次   

  现在,你走在街上,到处可见的是广告。公共大巴、地铁、天桥,乃至整座整座的大楼,是喷涂广告,视觉逼人,让你感受着经济的热度。而四十年前,却是另一番景象,广州街上只有标语、红旗、宣传画,一个广告都没有。

  那时中共九大开后,进入70年代,“文革”虽还在进行,社会已趋稳定,一年两度的“广交会”从未中断。偌大个中国只广州一个出口,只广州能见到外国人。每逢“广交会”开幕,海珠广场、交易会门前便人山人海,挤满围观的人群。广州的工厂、农村、学校、饭店都设开放点,接待外宾,而市区为最大的开放点。既然开放,便要对外宣传,除了唱歌跳舞便是宣传画了。所以,交易会大楼内,每一层都根据形势创作大幅壁画,以增加政治气氛。外宾来了,可能会到处走走,可能会拍照,可能会挑我们的毛病,而我们的街道破烂房子又太多,所以要搞些语录牌、标语、宣传画挡一挡。宣传画色彩鲜艳,美化了环境,又能把党中央的指令及时传达到群众,不失为一种好形式。此事工作量甚大,基层无力承担。市委政工组宣传办决定组织队伍,自己创作自己放大。调来了1968年的美院毕业生李醒滔,又借来了一群美院同学,纠集了工商局广告所、街道服务站的人力,在市区竖起二十几个大铁架,开始制作宣传画。完成了两届交易会的工作后,借调人员已陆续离去。总结这段时期工作,宣传办决定成立市委美术组,由邝湛琪、李醒滔任正副组长,对梁照堂、黄堃源、李洪和我的原单位下了调令。

  美术组直属宣传办,设在市革委生产组饭堂楼上,即市府大楼后东北角。市府篮球场搭起大竹棚,那是放大宣传画的工地……

  我原是广州轻工美术设计公司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头,在单位造反,参与社会的派性活动,做过错事。但1968年3月在我倡议下,美术设计公司在轻工系统最早实现“大联合”,最早成立革委会。当时,我是轻工局任命的革委会副主任。清理阶级队伍时,原单位个别人到我老家广西合浦调查我父母。我父亲张进煊是解放前的中共合浦县委书记,1958年反地方主义,父母被开除党籍,这情况,我早已写进了档案里,没有隐瞒。调查的人加多了一条,说我父亲是叛徒。1968年我父亲在迫害中病故,查无对证,问题就大了。个别人认定我是阶级本质问题,将我从安源革命馆叫回,隔离、批斗、下放干校。因此,我成了有政治问题的坏人。

  “文革”中,广州人分成两派,我和李醒滔、黄堃源、梁照堂不同一派,他们都极力推荐我,认为我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事后他们都说调我的时候阻力特别大,又有人说市革委组织部打报告给交易会工作指挥部,省革委副主任陈郁作了批示:“此人是不是反革命?如果不是,就可以用。”事实如何,我并不清楚。那几年,我在压力下画宣传画。为减少反对的阻力,宣传办领导劝我少与家里联系,连续两年,不同意我回家探亲,即使如此,反对的人仍寄来大沓材料,以证明我是个坏人,军代表不声不响,让人把材料退了回去。很久很久,军代表卢祖发、张愈桥才告诉我,1951年至1957年他们在合浦驻军。他们知道我父亲是老书记,是他们暗中保护了我。

  一个“坏人”,一个非党员,拿着“中共广州市委工作证”走进市委大院,守门解放军向我致敬,你想,我会有多么激动。

  1970年5月,广州市仍在“军管”,省军区接管了广州市委,宣传办一、二、三把手都是解放军,都穿着军装,处处体现了部队的气氛。美术组直属宣传办,设在市革委生产组饭堂楼上,即旧市府大楼后东北角。市府篮球场搭起大竹棚,那是放大宣传画的工地。美术组五个人都有分工,我兼会计,每年上级拨来经费约8万元,五分之二由我下拨给市属各区,作交易会前整顿市容、维修、管理霓虹标语之用。那时工人工资每月为30元,我们每年用5万元,是天文数字。

  1969年“秋交会”广州宾馆那一幅受到批评,指责画中林副主席腋下衣服太红,像流血……

  除了李醒滔,我们三人都是附中毕业,都只有二十几岁,吃住在饭堂楼上,任务来了,也在楼上加班。这一摊子还有由李洪调度的泰康街服务站,十几人配合我们工作。每届交易会前两个月,我们必须把宣传画创作好,由领导审查通过。这仅是完成了一半,另一半是放大,那时没喷涂机械,全部人工手绘。工人把铁皮钉在木方上,成2×3米的一块块,留出接口,再按铁架大小拼接,最大的一幅是在东校门口30×10米,摆足一个篮球场。工作量很大,每逢大忙,要在基层借十来个业余作者帮忙。1972年,广州美工室有三十多人来,放大宣传画很辛苦,四年内共计有一百多位人员参与了这项工作。铁皮在地上铺好后,我们踏在上面,打格子,起稿,再涂油彩。放大时大量使用油漆、松节油、天那水,气味很浓,画不多久,人就会喘气。天气好,太阳晒,人踩着铁皮像蒸笼一样,满身大汗,碰到雨天,为了赶时间也要冒雨开工。放大完成后,挂在大棚上,我们再爬上高梯加工,然后请宣传办领导来过目,按意见修改完,宣传画便可以上街。到时,我们还得带上工具颜料跟着去,运输过程难免碰损坏画面,画幅拆散了,工人分不清哪块接哪块,所以要跟眼,直到全画挂好。至此,事还没有完。1969年“秋交会”广州宾馆那一幅受到批评,指责画中林副主席腋下衣服太红,像流血,大画已挂在墙上,五六层楼高,老邝找到公安局调来最新进口的消防车,由黄堃源、李德钊爬上云梯,用油漆修改,事情总难以预料。每逢刮台风,便很担心。宣传画铁皮掉下来,砸伤人的事是可能的,我们三更半夜也要巡查,督促工人上去加固。平日里,我们穿着蓝色的工装,戴着手套,满身油漆,没一处是干净的,和挂画的工人没什么区别,工作很辛苦,只因是在市委,觉得光荣,饭堂伙食好,大家都没有意见。

  1971年刚“解放”不久的关山月和杨之光,余本、袁浩、林墉等二十几人到美术组大棚工地参观学习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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